三百余位全國人大代表共同呼吁制定質量促進法

3月14日12時，是全國人大代表提出議案的截止時間，截至當時，人大秘書處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議案325件。而在這325件議案中，有11件擁有共同的主題——制定質量促進法。

山西代表團李志強等30名代表，福建代表團陳國鷹等31名代表，重慶代表團楊帆等30名代表，新疆代表團法蒂瑪等31名代表，河北代表團盧慶國等31名代表，江蘇代表團崔根良等35名代表，湖北代表團劉自明等31名代表，湖南代表團種衍民等31名代表，江西代表團肖利平等31名代表，上海代表團樊蕓等30名代表，山東代表團梅建華等30名代表……共計11個團組、300余位全國人大代表聯名建議制定質量促進法。

這是自2014年3月安徽省代表團全團議案后，全國兩會連續第5年有代表建議推進質量促進法立法。5年來，數百位人大代表或聯名、或單獨提出了有關制定質量促進法的議案和建議。

代表們認為，進入新時代，“高質量”發展逐漸成為共識。從國家層面制定質量促進法，以質量為立足點促進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是建設質量強國的需要，也是推動我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不斷取得新進展的需要。

質量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2016年，我提出的制定質量促進法的建議并被全國人大列為議案。根據新形勢的要求，今年我來深化這個議案。”全國人大代表樊蕓從兩年前就開始呼吁制定質量促進法，進一步釋放質量紅利。

她說，以質量提升對沖經濟減速發展是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戰略性選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我國綜合實力和核心競爭力，制定質量促進法勢在必行。

根據統計數字顯示，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外貿需求水平和擴張速度出現了大幅度下降，直到去年才扭轉連續兩年負增長的局面。國內市場的供求關系也由過去的供不應求和短缺，轉為供大于求和產能過剩。

全國人大代表李志強說，隨著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對產品質量、安全、品牌等要求明顯提高，催生了“海淘熱”等現象。這種情況遏制了中國制造企業提升質量的動力，催生了我國產品市場的怪圈，即企業供給與消費者需求之間形成了“產品質量差→低質低價形象→中高端需求轉移→提升質量的動力不足→產品質量差”的非良性循環。

“從目前網絡銷售產品的情況來看，產品質量問題十分突出。2016年我國跨境電商進口消費品抽查不合格率達到40.9%，遠遠高于線下銷售產品平均不合格率。”樊蕓說，從質量品牌、競爭力來看，中國制造的品牌發展緩慢，部分低質的產品給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蒙上陰影。

武漢大學、清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中國社科院曾共同組成調研組，歷時3年，對834家廣東省制造業企業開展專題調查，顯示質量能力是影響企業轉型升級增效的重要因素，品牌對于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具有明顯影響。

“實踐反復證明，只有質量提升才能更好地激活消費需求、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李志強說，經濟進入新常態，要延續平穩較快的發展態勢，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高端水平，質量是關鍵。

讓百姓有更多的“質量獲得感”

質量是制造強國的關鍵內核，更是企業的生命線。全國人大代表、亨通集團董事局主席崔根良對此深有體會，他說，“創新決定了我們能飛多高，而品質決定了我們能走多遠。”

崔根良認為，高質量發展如同光纖網絡，不僅要速度快，更要品質優，就是要以更多的“質量紅利”和“質量溢價”，讓百姓有更多的“質量獲得感”，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

雖然我國是制造大國，但由于質量水平、標準水平和可靠性水平不高，能源消耗多、環境污染嚴重，導致我國質量溢價總水平長期處于負值，極大地制約了經濟轉型升級發展。

據全國人大代表梅建華介紹，目前我國制造業企業平均質量損失每年超過2000億元，約占主營業務收入的2%，遠超發達國家水平；產品平均出口單價低于德國76%、日本57%、美國32%。

2004年~2017年，中國進入世界品牌500強的制造業企業只有3~6家，平均約占世界品牌500強制造業品牌總量的3%。

品牌發展速度緩慢，以及部分低質劣質產品給“中國制造”國際形象蒙上的陰影，都成為限制我國產品價格的“天花板”。

全國人大代表胡冶表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很大程度上就是對質量的需要。黨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紀中葉要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并作出一系列戰略安排，強調要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等。“所有這些，最直接、最主要的衡量標準和追求目標，無疑都是質量。”

胡冶說，制定質量促進法，細化質量提升的各項措施，有利于形成更為有效的質量供給，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高質量的需求。

應是一部促進型合作型立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質量工作逐步納入了法制的軌道，形成了以《產品質量法》為基礎的質量法律體系。然而，我國質量法律體系還不完善，制約了經濟社會發展。現有法律大多集中在質量監督管理領域，調整范圍主要涵蓋政府行政監管職能、行政相對人法律責任及產品質量民事責任等，側重命令禁止和事后懲戒，在質量發展和質量促進方面仍是空白。

據李志強介紹，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質量發展的內涵和理念日益深化和拓展，已經從產品拓展到服務、工程等領域，滲透到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現有法律法規的適用范圍難以覆蓋。

胡冶說，已有的質量法律制度局限于政府與企業的單一質量管理關系，忽視了企業、消費者、社會組織和質量技術服務機構在質量治理中的積極參與和促進作用。這與建立完善中國特色質量法治存在較大差距，因此迫切需要制定質量促進法為質量強國建設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給，對質量立法進行有益補充。

“質量促進法應當是一部促進型、合作型的法律法規。”崔根良表示，質量促進法主要內容應當以構建科學有效的、促進質量發展的社會共治機制為中心，明確各類主體在促進質量發展方面的基本職責及履行職責的行為模式，同時對質量促進的具體方法進行制度設計。

崔根良說，一方面，要充分發揮質量促進法的指導性作用，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突出經濟激勵、信息工具等先進的管理手段的運用，從促進、激勵的角度提升質量總體水平；另一方面，要充分鞏固質量領域的社會共治體系，將全社會調動起來，促進政府相關部門、企業、消費者、大眾媒體、社會組織等各方力量的通力合作，逐步建立政府統籌、企業主抓、行業自律、社會共治的質量促進新模式。

　容大擁有一批在業內取得顯著成就的專業技術人員，在行業內有著豐富的檢測經驗。秉承著專注、專業、高效、想客戶所想的理念，公司積極增加項目和完善更先進的測試儀器設備，保障每一個檢測，分析，研發任務優質高效的完成。同時通過專業所長,為全球數萬家優質客戶提供最及時的行業技術標準信息，和更高精尖的分析檢測解決方案。